王炳忠：正好几个月前听过一个人“反搜证”的事情。第二，当时看到所谓调查局人来，说理由是“国家安全”，我就想到周泓旭案。周泓旭凌晨六点多被带走，直到隔天中午新闻才出来。如果我就这样被带走了，媒体根本就不晓得，说不定跟周是同样的命运，被他们关在黑箱里头给阴掉了。所以我就想到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社会大众都看见，那就搞不了鬼了。

文正光又发动了发小群一起寻找，大家七嘴八舌，其中有个老居民说，依稀记得附8号院，院门正对着的一户人家，女主人是护士，听说她后来去了上海，早已失去联系。但没人记得大院儿曾经有人丢过孩子。

《2020年全国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3100余起》2016年卸任印度驻中国大使的康特据称参与边界谈判事务长达30年。他对《印度快报》表示：“‘越界’的总次数并不重要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具体情况：它们发生在以前经常出现类似事件的争议地区还是新区域？中方军队是否进入得更深？只有了解这些才能知道‘越界’次数增长的意义。”他表示，虽然对峙次数增加，但“都没有形成持续太久的僵局……这说明，双方的‘信心建立措施’正在起作用”。